王雨辰：论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及其理论效应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主要包括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观的阐释、对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以及“自然的解放”的思想三个维度，其特点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归结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主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以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实践唯物主义，并秉承一种以实践为中介的实践自然观。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根源与后果展开了分析，指认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是资本追逐利润和维系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必然结果是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使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自然摆脱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从而实现“自然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学说、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自然观的阐释，把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使人的内在自然和外部自然摆脱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支配，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彰显了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理论效应。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生态批判

生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论题。他们的生态批判理论主要包括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观的解释、对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自然的解放”的思想三个维度，部分论者甚至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批判理论看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①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理论效应，我国学术界还缺乏系统的论述和研究，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观的阐释

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反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释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特质的共同点。

弗洛姆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总结为如下四点内容。具体说：第一，马克思反对那种机械的和脱离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字眼，只是强调自己的辩证法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意识出发不同，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人出发，强调应当考察“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②，坚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从而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区别开来；第二，马克思强调他总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而不是像旧唯物主义那样仅仅立足于感性直观去理解和把握对象和实现，又不同于唯心主义脱离社会物质条件去把握人和历史。因此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③；第三，必须反对和澄清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流行的误解。这种流行的误解主要根源于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误解。“唯物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唯心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当这两个术语运用于说明人的态度时，“唯物主义者”主要是指满足于物质追求的人，“唯心主义者”主要是指受一种精神或道德动机所支配的人；而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哲学术语，“唯物主义”主要是指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唯心主义”则是强调精神创造和决定物质的观点。正是因为混淆上述不同的含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解释为如何获得金钱和物质享受，进而把解释历史的关键归结为是否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这实际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种论述人的动力和激情的心理学理论。弗洛姆认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是一种把人的欲望归结为如何获得最大利益的心理学理论，而是从分析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出发，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使人们产生了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生存境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立足于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目的出发，以反抗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学说；第四，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联系人与人的关系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受制于自然，又改变自然，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就是劳动。正是以劳动为基础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变革的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使人类社会呈现出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弗洛姆特别强调，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的史前时期才逐步结束，从而进入到真正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时期。基于以上认识，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尽管从哲学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对本体论问题并不感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关注的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何反抗和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

霍克海默尔是通过论述“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别来阐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质。他认为，传统理论按照数学演绎和经验归纳的实证主义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社会生活整体中割裂开来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实际上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对事实的描述和获得可以为经验所能证伪的知识，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其功能在于为社会现实辩护。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在辩证逻辑的支配下，对社会现实展开质疑和批判，通过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变革社会现实和实现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理论。霍克海默尔进一步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唯心主义作了区分，认为与唯心主义沉溺于主观精神世界谈论形而上学，进而把社会问题划归到改善人类生存境况次要地位不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不再仅仅关注于世界观或人的灵魂的问题，而是关注如何通过变革改变使人类受苦受难的社会具体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动机中产生的，而是从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社会需要中产生的，是一种通过对制约满足人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社会条件展开经济和社会批判，从而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尔明确肯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理解当代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价值，并批评了当时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政治实用主义化、经济决定论化和实证主义化的倾向，批评这种经济主义解释仅仅按照经济的法则而不是辩证思维来预测历史的变迁过程，导致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证化和庸俗化的结局。霍克海默尔由此认为应当在坚持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经济分析法的基础上，破除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才能恢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本性。

施密特反对当时流行的按照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做法，主张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根据马克思的中后期著作来阐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质。施密特既反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又反对割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内在联系的做法，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这理论，是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前提的”^④，强调马克思与旧唯物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批判到超越的发展过程。从认同的维度看，施密特认为主要体现为马克思高度赞扬法国唯物主义把洛克的感觉主义认识论转变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并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同时又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对感性和自然的强调既成为马克思形成它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概念，又为马克思奠定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因此，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唯物主义的’，这不只是吓唬资产阶级的一种不客气的迫不得已的修辞手段，而是这种理论在严格意义上终究是属于唯物主义哲学史的”^⑤；从批判和超越的维度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超越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与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脱离实践和人类历史抽象地谈论自然不同，马克思尽管承认外部自然及其规律对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的先在性和优先性，因此那种“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纯粹看作是一种内在思想的发展，那末这种人一开始就走错了道。”^⑥这是因为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是被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中介过的自然；第二，与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仅仅用感性直观反对唯心主义的抽象思维不同，马克思“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中去，……象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也讲到‘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虽然，他那时加了这样一个批判性的保留：一切这种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中”^⑦。施密特由此认为，与旧唯物主义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抽象地考察世界的本原问题，主要体现为一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不同；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以人类实践为中介，历史地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非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基于以上认识，施密特批评了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释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的做法只看到了马克思同哲学唯物主义的联系，却看不到马克思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无法真正阐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

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解释为以人类实践为基础，关于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以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并由此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命题。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上述观点，提出了他们的实践自然观。霍克海默尔不仅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批评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理论看不到自然的社会和历史的性质，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谈及的“自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和历史中的自然。“我们在周围知觉到的对象——城市、村庄、田野、树林，都带有人的产用的印迹。……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事实通过两种方式成为社会的东西：通过被知觉对象的历史特性和通过知觉感官的历史特性。这两者都不仅仅是自然的东西；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东西”^⑧。弗洛姆在论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特质时，强调“十九世纪末所盛行的唯物主义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物质，而不是思想，与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相反（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也是弗洛伊德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并不注意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把一切现象都理解为现实的人类活动的结果”^⑨。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自身和人类历史，也决定了人类历史和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施密特既批评以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释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脱离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抽象地看待自然的观点；又批评当代实证主义者和解释学借口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在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之间各执一端的错误做法；也不赞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命题，把自然消融在社会中的做法，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以实践为双向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所谓“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学家们制造出来的，这是由于他们从历史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的生产的关系”^⑩。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和发展，自然史与人类史是存在着区别的，既不能把人类史溶解于纯粹的自然史中，也不能把自然史溶解于人类史之中。但是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双向中介关系，使得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呈现出“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施密特由此把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所谓“第一自然”就是“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仅仅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⑪，坚持“第一自然”就是要求反对像卢卡奇那样把自然完全消溶在社会，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立场；所谓“第二自然”则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实践中介过的“自然”，作为这一中介的实践的目的不仅要受历史的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且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施密特基于对自然和社会是一种相互中介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存在向自然物质的退化”的命题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概念。所谓“社会存在向自然物质的退化”，就是指由于随着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的变化和消解，使得由人类劳动赋予给自然物质的社会形式也随着消解，并从社会存在重新退回到自然物质。在他看来，人类是以自然界的客观性为基础，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使“自在自然”变成“为我之物”，从而形成了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第二自然”本身的缺陷使得使用价值无法真正为人的目的服务，这就会出现“人化自然”向“自在的自然”倒退，即社会存在向自然物质的退化的现象，他由此根据这一现象说明自然和社会、主体和客体在劳动基础上的同一性中包含着非同一性，始终强调自然的基质的存在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他还借用和改造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家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等自然科学家提出的“物质变换”概念，进一步说明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突破了自然科学仅仅从生理学模式把自然描绘成不断转换和物质变换过程的缺陷，进一步从哲学上把“物质变换”概念改造成为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马克思对“物质变换”概念的借用和改造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自培根以来必须从对人的效用性看待自然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把“物质变换”置于社会生产的整体和过程中予以解释，并超越了启蒙主义不能把从劳动上升到分工以及随之规定的阶级分析的必然性的缺陷，运用“物质变换”这一概念表达自然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双向中介和内在统一关系，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造成城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中断的理论武器。“物质变换”概念将劳动过程作为联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既表明马克思从狭隘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也表明了马克思承认自然的必然性规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并认为人能够在控制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与自然之间展开物质变换。通过以上论述，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在自然和历史之间以实践为基础双向中介的实践自然观，并由此批评“在恩格斯那里，自然和人不是被首要意义的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作为自然过程的进化产物，不过是自然过程的受动的反射镜，而不是作为生产力出现的。……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意味着倒退成素朴的实在论”^⑫。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观内涵与特质的论述，是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的第一个维度。

二、技术理性、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

揭示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及其生态后果是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法兰克福学派是从哲学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现实两个维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盛行的根源。从哲学世界观的维度看，他们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启蒙理性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理论武器，其核心是要求人们从对宗教和自然的恐惧中摆脱出来，以理性为基础独立思考和树立自立。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或者强调从经验出发，运用经验归纳法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或者强调从先天理性出发，运用理性演绎法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其共同点是相信人类具有把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能力，认为人类只要把握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能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并强调只要凭借着理性和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实现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王国，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上述社会进步观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第一，启蒙理性把“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理性原本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体。“价值理性”主要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表达的是人类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工具理性”则主要关注的是理性的工具化、实用化和技术化。但由于启蒙理性并不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对世界终极根源和普遍本质的揭示，而是把是否“有用”作为判断科学知识的标准，并把那些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观念当作应予以否定和抛弃的形而上学的幻想，本质上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排除价值因素的实证科学，并把凡是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任何不能还原为数字和形式逻辑的东西都排除在科学知识之外。使得“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⑬。排斥和否定科学知识中的价值因素必然会割裂科学和哲学、科学和价值的内在联系，使科学运用失去哲学和价值应有的指导作用，导致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现象”的出现。启蒙运动由此在倡导人们从对宗教和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中摆脱出来的同时，陷入到对科学的崇拜，启蒙运动走向了它的反面；第二，启蒙理性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是因为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知识和理性。与此相对应，自然被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被当成可以由人摆布的僵死的物”，而“人就把自己臆想成为自然的掌控者甚至创造者”^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自然的价值仅仅被归结为满足人类的需要，人们从启蒙运动之前迷恋自然的奥秘、敬畏自然的神灵转换到迷恋自然的有用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使得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第三，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把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等同于社会进步的逻辑，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必然带来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这种逻辑必然性是不能成立的。在资本利润动机的支配下，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异化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只能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结局，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悖论，也意味着技术理性盛行必然造成生态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还进一步从资本追求利润和维系其政治统治的需要的维度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功能及其生态后果。从资本追求利润的维度看，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必然会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扩张消费以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资本正是借助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制造以“虚假需求”为基础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虚假需求”不仅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而且其内容和发展方向取决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从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维度看，一方面资本正是通过鼓励人们到由“虚假需求”所支配的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活动中体验自由和幸福，忘却了对自由和解放的真实需求，体现为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淡化和弱化。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批判都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上述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为了解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资本向人们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商品和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作辩护。问题在于，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和维系资本政治统治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建立在由资本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消费不仅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而且也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其必然结局是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并必然造成生态危机。

三、“自然的解放”与生态危机的克服

法兰克福学派把能否实现“自然的解放”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也构成了他们生态批判理论的第三个维度。他们所说的“自然的解放”既包括人的内心世界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自主意识和批判意识的“新感性”，又包括使外部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避免自然的商业化和军事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中，施密特和马尔库塞所提出的“自然解放论”最具代表性。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的解放”和如何实现自然的解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问题的看法主要在于：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自然的破坏以及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裂缝作出批评，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然需要维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必须从对自然崇拜和把自然浪漫化的观点中摆脱出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由此批评以赫斯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为了逃避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掠夺，而赞美自然的直接性和抵制科学技术进步，鼓吹和美化宗教式的小土地所有制，反对阶级斗争和鼓吹平均分配土地，把自然当作避难所的浪漫主义观点；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也反对那种把人的自由和幸福归结为技术对自然的支配程度的观点，强调“人类的幸福并不只是依赖于技术对自然的支配程度，至关重要的，是凭借支配自然的社会组织来解决技术的进步是否是为了人类幸福”。^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不仅受制于自然的必然性，而且又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盲目性，这就要求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科学化程度，另一方面应当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使科学技术进步建立在能够服务于人类的幸福的社会制度上；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自然的解放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内在地包括人的自然本性的解放。施密特这里所说的“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是既要克服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异化，又要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由于受自然规律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们不仅被自然王国的盲目必然性所制约，而且作为人的本质体现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化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如何克服自然规律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使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让劳动不再是一件让人苦恼的事，而是成为人类实现自我和自由个性的一种方式。同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自然的解放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关键还在于通过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建立一个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由此认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意味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⑰。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中，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论”最为系统和深刻。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和《爱欲与文明》中把当代西方社会看作是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认为当代西方人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呈现出日益淡化和弱化的发展趋势，西方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培育具有政治功能的“新感性”，唤醒压抑在人内心深处的批判否定意识；在《自然和革命》中他进一步把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看做是西方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强调实现“自然的解放”与实现“人的解放”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尔库塞把“自然的解放”的内容规定为“属人的自然”和人之外的自然的解放两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说：“（1）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基础的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2）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存在的环境”^⑱。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西方社会中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技术理性盛行，不仅人的内心世界日益为技术理性所支配而失去自主意识，而且自然界也不断被商业化和军事化，以服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其结果是人的日益异化和生态环境日益被破坏。对于这一点，他晚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堂荒野保护课的演讲《生态与现代社会批判》一文中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的激进变革不仅包括变革现有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而且还包括现存社会中的个体意识的变革。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当代西方人普遍的破坏性的性格结构，正是这种破坏性的性格结构与当代西方社会以虚假需求所引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相结合，在支撑当代西方生产力发展和维系资本的政治统治的同时，沉溺于追求个人的满足。“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满足总是依赖于破坏，支配自然总是依赖于违背自然，寻找新能源总是依赖于破坏生活环境，安全总是依赖于奴役，国家利益总是依赖于全球扩张，而技术进步则总是依赖于持续不断地操纵和控制人类”^⑲。马尔库塞由此强调应当摈弃这种破坏性的性格结构，代之以保护和改善生命的生命本能。因为生命本能“将在重新夺回和重新恢复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在恢复人类之外和之内的大自然的过程中得到满足”^⑳。马尔库塞由此强调生态运动既是反对资本的政治运动，又是使外在自然和人的内在自然都得到安抚的心理运动。马尔库塞由此批判当代西方社会就是通过控制自然来控制人的，并借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思想，对自然解放的内涵与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统治实现的。要了解解放人和解放自然界之间的具体联系，在今天，只要看一下生态学上的冲击在激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就一清二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噪声、工商业对空旷的自然空间的侵占，具有奴役和压迫的物质力量。反对这些奴役与压迫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界的损害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达到了多大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²¹。也就是说，外在的自然界和人的内在自然都被服从资本追求利润和维系政治统治的技术理性所控制，既造成自然界的不断商业化和自然的破坏，又使人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这就意味着所谓“自然的解放”，就是既要改变仅仅从资本的立场看待自然和以技术理性控制自然的做法，要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以作为人的本质的感性活动为基础，按照美的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恢复自然本身的活力，实现以彻底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辩证统一为特征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又包含了要使人的感觉从技术理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培养一种具有解放功能的“新感性”。马尔库塞强调这种“新感性”本质上是具有批判否定意识功能的个人感觉的恢复。

四、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批判理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学说为基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批判理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

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既捍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们或者在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特质的基础上，肯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或生态唯物主义；或者反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通过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前者以福斯特、佩珀、休斯为主要代表，后者以奥康纳和本·阿格尔为代表。

福斯特首先阐发了唯物主义与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所提出的“生态学四条原则”的一致性，强调唯物主义由于强调社会理论与物理世界的有机联系，因而比西方绿色生态思潮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更有优势。福斯特把唯物主义进一步划分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种类型，认为马克思虽然也赞成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但由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拒斥唯物主义发展史上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严格决定论传统，继承和发展唯物主义发展史上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有机论传统，总结和反思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的遗传学，特别是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结果。其特点是既坚持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又提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进而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佩珀明确提出马克思虽然反对仅仅作为观念进步的历史观，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而是通过分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如何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他反复强调虽然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动因和物质因素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但马克思一方面否定物质和精神因素是一种单向和意义决定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和自然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有机体，并强调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他反对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的解释。与佩珀一样，休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生态依赖原则”、“生态影响原则”和“生态包含原则”三个原则，既坚持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旧唯物主义只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不同，强调人类实践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观能动性。

与福斯特、佩珀和休斯不同，奥康纳和本·阿格尔则是在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的基础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人类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²²，它反对把历史看作是由抽象观念决定的唯心主义，强调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过程，其关注的重点在于社会系统的生产方式的作用问题上，而不在于自然系统上，没有给自然系统足够的关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潜在的生态学视域，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问题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解释仅仅从技术关系来规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二者的主观和价值维度，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潜在的生态学视域。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既向外部自然界扩张，又向生物学领域扩张，才能把这种潜在的生态学思想挖掘出来。基于以上认识，他主张将“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建立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就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与生产力发展、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人们的劳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客观维度；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就是指文化与价值规范与生产力发展、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人们的劳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它决定了在同一生产力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协作模式和劳动关系。奥康纳强调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引入“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才能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客观维度，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主观维度，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并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本·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理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这种必然性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要使这种必然性变为现实还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的参与。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上述特征而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来回摇摆。本·阿格尔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要求根据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展开修正，这种修正应当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上。因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²³本·阿格尔由此通过分析服从资本追求利润和政治统治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形成的“异化消费”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矛盾，强调只有摆脱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正确处理人的需要、满足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树立创造性劳动幸福观，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并把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虽然也涉及到生态批判，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通过揭示资本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通过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来支配人们的内心世界，维系资本追逐利润和政治统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不仅是资本追逐利润和控制人的工具，也是资本控制自然的工具，并把重点放到分析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生态后果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技术进步具有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的作用，但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既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又要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总是既倾向于发展那些有利于独裁统治的少数人操控的大规模技术，又倾向于发展那些有利于资本获得利润的技术。但是问题在于：其一，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这就决定了“自然”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技术的运用只能遵循以“计算与核算”原则的经济理性进行，而决不可能遵循按照耗费最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原则进行，因此，“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²⁴，从而也决定了“自然”也决不可能是其生产的归宿；其二，在资本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的支配下，自然仅仅被看作是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而技术则是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这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并最终突破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技术进步和运用不仅不能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只不过是使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和浪费进一步升级了；其三，启蒙运动和近代哲学不仅使人类从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用处，从而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而且形成了把自由看作是通过技术控制自然的现代性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被纳入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不仅以科学技术为工具来控制自然被看作是人类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必经途径，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为资本利益集团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这必然导致人的生存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规定为“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²⁵。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建立在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维系政治统治所制造的“虚假需求”的基础上的，因而它所倡导的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就决定人们对异化消费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这种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无止境追求，必然会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从而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只有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把人们的内心世界从消费主义价值观支配下解放出来，把“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这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²⁶，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中，而不是在异化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创造条件。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自然的解放”包括人内在的自然和外部自然的解放的思想，提出所谓人的内在自然的解放就是要 摆脱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形成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真实需求”与“新感性”，在认识到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无限追求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反思和摈弃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克服把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异化消费中，到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异化消费中追求满足和幸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反对技术理性并不是要人们否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回到穷乡僻壤的生存状态，而是要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使人们基于自主的真实需求，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所谓外部自然的解放，并不是把自然的解放理解为拒绝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对自然的原始主义崇拜，也不能把它理解为对现代技术的排斥，而应该理解为消除浪费性的异化消费对外部自然界的破坏，这一方面要求变革使科学技术异化使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一个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的新型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必须重新解释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摒弃将科学技术进步看作是通过控制自然服从于人们满足人们的非理性欲望的观点，赋予“控制自然”观念以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即把“控制自然”理解为伦理或道德的发展，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理论建构，既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的理论效应，也启示我们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维，超越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关系，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维度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错误做法，把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和生态价值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and its theoretical effect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mainly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the explanation of Marx's materialism and view of nature, the criticism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nd the thought of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opposing the attribution of Marxist materialism to "ontological materialism". Marx's materialism is a kind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which aims at achieving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and inherits a practical view of nature with practice as the intermediary. On this basis, they analyze the roo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evalenc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pointing out that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re the tools of capital to pursue profits and maintain political rule,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is the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ody and mind, between human and human, and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key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to reform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o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nature of man can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nd realize "natural liberation". Ecology Marxism insists on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lass analysis,

on this basis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Frankfurt schoo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materialism and view of nature, and further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criticism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criticism of consumerist values and the criticism of ec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of capitalist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o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nature of man can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t values, and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ecological socialist society.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penetration and theoretical effect of Frankfurt School's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ory.

Key Words:Frankfurt School; Ecological Marxism; Marx's materialism; Ecological criticism